张慈赟 1984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新闻硕士的学位，现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主任，兼任上海日报总编辑和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在过去30多年的翻译大量实践中，有很多很成功的经历，出版的译著包括《中文习语》以及故事《中苏关系》，《聊斋志异》、《古代西藏史》，多数的译作的翻译方向都是由中文到英文。

　　首先，我想跟大家谈谈关于媒体翻译的问题。在我开始主题演讲之前，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我自己现在发言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我自己的知识也是有限的。我想简述媒体翻译的几个方面，主要就是对中国的英文报纸的翻译，这是因为我在中国英文报纸的方面已经翻译了20年了。对于中国英文报纸的翻译是非常与众不同的，这是和所谓的文学的翻译、为了获得信息的翻译、为了进行出版的翻译等等都是不同的，这些翻译都是过去在我们的研究中所进行的分类。在日报中工作，一个翻译、一个记者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要赶上截稿的日期，而且他们还要实现在报道、写作方面的要求，他们通常情况下开始工作，就是所谓的为了信息而翻译的方法，而且他们也认为，他们最初是一个翻译，然后改写了文章。而且我也发现，对许多人的想法完全不同的是，在这个具体的领域，对于那些非母语的翻译或者记者，他们写出高质量而且可以出版的英语新闻的故事或者特写，以及社论等等，都是可能的。

　　所以，我们来谈谈在这里主要的挑战吧。在一个英文的日报中工作，一个记者或者翻译面临着三大挑战，主要就是期限、不同的文化背景，还有英文和中文不同的新闻写作风格。首先是期限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英文报纸上有着严格的期限，我们就要留下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印刷和运送这些报纸，在早上的时候，这些报纸就到达报刊亭，而且能在你们的早餐上看到这些报纸，所以作为一个翻译和记者，要在时间的压力下工作，必须要在几个小时或者几个分钟的时间内完成工作，这样才能达到期限，否则的话就可能错过期限了。比如说在2003年的时候，当中国的大陆发生“非典”疫情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差不多在12点40的时候，我们收到了来自上海市政府的新闻稿，第一次它阐释了在上海市那些由于“非典”而入院的外国人的数字，因为我们的期限是1点半，所以在校对之后的很短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在20分钟之内就完成了翻译和改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确保在第二天的早上我们的故事是独家的故事。这并不是罕见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几乎隔一周就会发生。

　　第二点，文化方面的差异，在这里，我主要是谈到一些新的说法和新的习语。刚才刘先生也谈到了一些例子，可能所谓的八股文，就是一种非常固定的写作的模式，当时是在中国的明朝和清朝赶考时使用的，中国的人民，特别是中国的政府还有党的官员非常喜欢创造新的说法，把他们所有的想法、政策和方案都用数字来标明，第一次使用之后，在今后使用的时候就再也不解释了。比如说这里的数字我们可以看一下（见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毛泽东主席所创造的。当时可能会说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我想可能外国人并不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已逝的领导人邓小平所创造出来的，那么他指出我们必须要在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想如果不解释的话，很少有人会理解的。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见图），我想你们大部分人可能还能够记着。比如说以每一个办公室来命名的，比如说“534办公室”（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我想可能你们有些人会知道，但是你告诉你的观众或者是读者，跟他们说中国的“534办公室”的话，我想他们可能不会理解的，而且对于年轻读者来说，他们也可能很难记得“534”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很糟糕的是这些说法和用语每天都被创造出来。比如说最近上海的官员经常在他们的发言中引用“四个中心”、“四个率先”，你们知道，在那里发生了养老金的丑闻，因为这些习语、这些说法最初是由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所使用的，所以“四个中心”意味着把上海建立成为一个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交通的中心。“四个率先”就意味着领导中国引入新的增长的模式、改进创新能力、推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我们的党主席胡锦涛指导上海政府的。像这种简单的说法，都是我们一些领导人所说的，而且非常糟糕的事情是，比如说电视、收音机或者新闻，经常引用这些说法，而且不断地出现在头版头条上，那么我们的读者怎么能够理解这些官员在说什么呢？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些解释。

　　此外，我们刚才谈到了许多政治方面的术语，年轻人和年轻的网民也创造出新的说法，几乎每天都创造出来，我们看看这些例子吧。（见图），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桥博客”、“粉飞客”、“抱抱团”、“漂书”。比如说“桥博客”，现在网上的博客主要是为了联系不同的文化，非常著名的是它是建立在加州的硅谷，比如说提供英语世界的信息，这就是著名的博客之一。还有一个是“粉飞客”，这是指那些非常喜欢改变电视剧情节的那些人，来表现出他们的不满。比如说他们通常改编电视剧中主人公的命运。当然，对于新闻报纸来说，我们还要不断地适应新的活动和新的社会现象，比如说“抱抱团”和“漂书”，你们都知道吗？我们来看看“漂书”，在上海的新天地你可以看到，总是有人拿来书，把书放在那里，大家之间交换书，这是从美国和加拿大引入的，并不是中国的说法，但是文汇报给翻译成“漂书”，而且没有任何的解释。还有一点，就是众包，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比如说一些网站，比如说像维科，他们不提供任何的钱，但是网民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来建立百科全书，所以没有任何的钱，来建立这种众包的现象。

　　还有新闻写作不同的风格，由于文化历史和社会体系的不同，新闻的写作在中国的大陆来讲和英文的写作是非常不同的，中国的报纸有他们自己写新闻的办法，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仍然记得几乎所有的新闻故事都引用毛主席非常著名的红宝书中的一句话，由于中国是一种官本位的社会，许多人都认为官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唯一的办法和标准，所以他们非常关注关于党的领导人和政府领导人身边的故事。比如说他们要照着他们的照片，而且在标题上写着，最后才写到故事真正发生了什么，如果中文的文章、报纸翻译成英文，不可能逐字逐意地翻译，如果不想让你的读者感到厌烦的话，你必须要用简短的片断写出重要的部分，而且要把所有的官员在这个活动中所涉及的任何官员的名字和相关的内容都删去。

　　而现在在英语的新闻中和中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新闻故事通常情况下省去了许多或者忽略了许多在英文报纸上看来非常重要的要素。比如说中国的新闻经常引用一些未命名的、没有透露姓名的人所说的话，比如说老师、客户，他们可能会引用一个老师说的话，他们会说现在的体系是不健全的，但是读者要问了，老师是谁？他们的性别是什么？他是在幼儿园的老师还是小学老师还是中学老师还是大学老师呢？但是，英语的新闻和报纸不会写这样的故事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缺失了最关键的要素，是不值得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