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的时间还要直截了当。比如说像去年的时候，日本首相小泉不断地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们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参拜二战时的甲级战犯，他们的解释是参拜靖国神社是参拜日本为国捐躯的军人，而不是参拜二战时的甲级战犯。我们李部长讲的时候，他干脆把靖国神社不说了，他就说小泉首相去参拜二战时期的甲级战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你没有什么好辩论的，这个时候翻译也得跟上去，不要说惯了就是参拜靖国神社。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值得注意的。

　　第四，词语的选择和政治敏感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外交上咬文嚼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举个例子，中国人讲关心和关注讲得很多，就是来表示对某一个问题的主意，作为英文有好几个选择。比如说有个邻国发生外交政变了，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某某的局势十分关注，正在进一步了解事态的发展。现场翻译所选择的词汇，意思却包含了对他的局势的忧虑，好象是我们对他这边不赞成，对方就提出交涉了。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某一个国家领导人到中国来治病，他身体不是太好，我们说我们对阁下的健康很关心，开始有个翻译翻译成你的病很重了，我们很担忧。这样不好，那么到底怎么翻译呢？就像今天蔡武主任说的“三贴近”里说的，要贴近他们的思维方式，说明我很关心你的健康。诸如此类的，说明我们对他的关心。

　　第二方面，背景情况一定要了解。还想引用一下周总理对翻译人员说的，他说做口译是不容易的，知识面要广，资料要多，来得要快。知识面广、资料多，就指背景情况，要翻译，要多看谈话记录，领会精神，按谈话精神来译，不是一句一句地译。

　　参加外交谈判的翻译人员脑力劳动强度很大，要做记录，怎么能够减轻脑力劳动呢？如果你对这个知识很熟悉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是关键的要记下来，什么可以略。在有些问题上，要加重语气，什么地方速度要放慢，让对方充分地消化，这就可以做到得心应手。翻译不免得会漏一两个词或者短语，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对背景情况很熟悉的话，你就不会漏最关键的词，不关键的事儿你都说得很全。所以，背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再举几个例子，讲讲背景知识对翻译准确性的影响。有一个很老的例子，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当时斯里兰卡有个“米胶协定”，这个“胶”是什么？当时的领导人说话不像现在说普通话，有口音，说是“xiangjiao”，到底是“香蕉”还是“橡胶”，根本搞不清楚，知道了这个背景你就不用问了，也不至于翻成“banana”。所以，这是背景知识的问题。

　　另外，在准备过程中，有的时候要对一些国家的地理状况、主要产品要清楚。那时候非洲有个国家的领导人跟我们说他们有个“cassava”，淀粉很多，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充分利用起来。翻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尽管这不是政治敏感性很强的，但是很关键，因为不知道下面全都翻译不下去了，后来我们大使馆的领导人知道是木薯，就可以翻译了。所以，有的地方的地理、经济发展情况，也是需要翻译充分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