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输出空白相比，中国版权贸易的输入却始终呈现出持续性的“高烧”，在历届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国内各家出版社编辑以及个体书商都把购买国外版权书视为重头戏。这种争抢外版图书的结果是使外版图书的版税一路上扬，从正常的6%到9%，一路上抬到15%、18%，甚至20%，这使得一本抢到手的外版图书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利润空间，由此可见外版图书在中国图书市场上的“炙手可热”。

　　面对版权贸易输入的持续性“高烧”，种种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问题凸现在中国出版界面前：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悬殊的版权贸易逆差？是市场竞争原因，还是种种出版机制问题？究竟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版权贸易逆差现实？

中国出版代理人机制的“悬空”

　　成功将《哈利·波特》系列图书引进中国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叶显林在谈到版权贸易逆差这一问题时，颇有感触地认为“造成逆差的最主要原因无外乎三点：一是在经济、文化的宏观大背景下，我们在商业操作上还是弱势面对强势；二是与发达国家出版业相比，中国出版业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产业，市场相对还很不完善，图书的商业运作模式还不够成熟；三是中国目前还没有成熟的出版代理人机制。”

　　而阿来在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更是从亲身的体会直接地谈到，《尘埃落定》一书的版权输出之所以能在海外市场取得较大的成功，是与他的版权代理人对这本书的成功推荐和运作密不可分的。

　　图书出版代理人在出版业发达的国家中早已经是一种非常成熟的出版机制，叶显林介绍说，国外大部分图书都是由“出版代理人”来代理的，代理人不仅对图书市场非常了解、具备各种专业知识，并且拥有广泛的出版资源。

　　他们可以帮助作者找到条件最好的出版社，为作者争取到最大的权利，同时在如何宣传和推广作品上也能做到最好。他们的佣金是与作者版税的高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作者能拿到图书总码洋版税的多少，代理人再从作者版税里抽取10%到15%的提成作为自己的佣金。

　　而对于各种出版机构而言，在选题的挑选和决策上，他们也往往是在专业代理人的推荐下考虑是否出版。这就意味着，出版社更能集中精力专注于出版。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出版机构，代理人就像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桥梁，有了这座桥，包括代理人在内的各方围绕着“出版图书”这个核心都能进入一个良性的运作模式。

　　那么，对于国内出版界而言，出版代理人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目前，出版代理人机制在中国出版界是一种“悬空状态”，甚至是一种“空白状态”，虽然国内也有很多版权公司或者版权经纪人，但叶显林评价说，“他们的作用还是集中在‘引进’上，仅仅是向出版社推荐一些书，起到的是‘二传手’的作用，至于代理人所应该发挥的其他作用还都是空白”。

　实际上，国内出版代理人工作大部分都是由出版社承担，但国内出版社由于还不像国外出版机构那样完全市场化、商业化运作，种种非市场因素的制约使得国内出版社在“代理”这一块明显“运作不灵”，其现实状况根本无法与国外成熟的出版代理人机制相提并论，这使得中国版权代理主要限于引进工作上，这和国外版权代理人负责一部图书从选题策划直到市场营销宣传这样一个全方位包装形成强烈反差。

中国软实力到底有多硬

　　图书的输出与引进，不过是中国整体文化输出的一环，文化版权贸易的巨大逆差使得中国软实力与腾飞的中国经济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

　　在3月份的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政协委员赵启正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电视机播放的内容。与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入超’，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赤字”。

　　当GDP位居世界第四的中国已经制造了全世界40%的袜子、65%的体育用品、80%的拖拉机与95%的纽扣时，中国文化的输出却无法与发达国家的文化“侵略”相抗衡。

　　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有本国文化推广的计划，因为文化输出对于保护、发展和扩大本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有着重要意义，许多国家的政府因此拨出专项资金，用于文化产品在全球的输出。

　　文化版权贸易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促进本国知识经济、文化财富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在这样一种宏观的全球背景下，中国软实力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峻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