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外国图书的引进和翻译似乎从未这般热闹。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平均每年出版新版译著近万种。然而，在翻译出版业繁华的背后，并没有带来翻译质量的相应提高。相反，在人文社科类的某些领域，例如文学翻译，呈现出翻译质量混乱、下降甚至粗制滥造的现象。

译著是“粘”出来的

　　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室统计，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０年，我国共出版翻译类作品２．８５万种；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３年，翻译类新书（不包括重译和多版本译著）的数量高速增长，共出版作品９．４４万种，年均新版译著近万种。

　　翻译类著作总体数目每年不断攀升，但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国内权威翻译类图书出版社的新增图书数目却并没有大幅度变化。

　　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叶路指出，目前出版界存在着一种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这就为图书市场营造了一种不良氛围。“找一些学生做‘写手’，甚至是做‘粘贴手’，把原有的译著粘来粘去，只做很少的改动，这样速度当然快了。”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低成本、低质量的译著充斥着图书市场。

　　“有些稿子，乍看觉得翻译得还不错，仔细看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内容都是把前人的翻译作品直接拿来用，尤其是名著，很容易出现大家抄来抄去的现象。”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二编辑室主任赵铁伶感慨，“精品译著越来越少。”

一流翻译人才何处寻

　　一些业界人士认为，翻译图书质量滑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叶路说，众所周知，一件商品的质量越好，成本就越高，翻译类图书也是同样道理。“出版一本优秀的翻译图书，需要一流的译者，需要优秀的编辑，需要逐字逐句地根据原文推销文字，这样就会造成成本高，因而价格相对也会比较高，导致书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竞争优势。”

　　“外国文学翻译水平不佳，翻译人才日渐匮乏”这是目前许多翻译类出版社的共同感慨，也是直接影响翻译质量的一大因素。

　　据了解，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今年３月颁奖时，“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奖”奖项原设有５个获奖名额，但在参评的３０部文学译作中，超过三分之二得票的只有田德望翻译的《神曲》和黄燎宇翻译的《雷曼先生》，评委会最终放弃了其他３个名额。在译文出版社去年举办的“译文杯”翻译比赛中，也出现了一等奖空缺、二等奖被一名新加坡人摘走的局面。

　　叶路说：“有些出版社的译著翻译质量低劣，有时不是因为这些出版社没有质量意识，而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找不到好的译者。”

　　目前，文学翻译主要依靠两支队伍，一支是老一代翻译家，另一支是中青年译者。令人遗憾的是，老一代翻译家队伍的人数正日渐减少，优秀的中青年译者也是供不应求。

　　“在当今社会，中青年译者面临多种多样的诱惑。”译林出版社副社长竺祖慈说，“不论从学术地位上，还是经济利益上来说，都很难吸引他们。”

　　竺祖慈指出，优秀翻译人才难寻的现象与现有的一些机制有关。例如，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目前并不把文学翻译作品当作学术成果纳入职称评定体系，这就造成文学翻译的学术地位下降。

翻译出版业呼唤行业检测标准

　　一些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翻译图书质量下滑的原因也有其自身的时代特征。像盗版、伪书等出版界其它不良现象一样，这些质量很低的译著有它自己的消费环境。

　　叶路说，对于一些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读者来说，买一本《简爱》，也许翻译得好坏并不重要，但价格的差别却很重要。有这样的消费市场和消费群体存在，就会存在劣币淘汰良币的现象。但从长远来看，在经历一定阶段以后，市场必然会大浪淘沙。

　　我国的译著出版业目前似乎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面对这种局面，业内人士认为，翻译类图书出版界不能无为而治，仅仅等待市场大浪淘沙。

　　为了打击那些唯利是图的出版商，提高翻译质量，有人曾经提出在翻译类图书出版领域制定相应的准入制度。然而，一些业界人士指出，准入制度虽然可能会起到一定作用，但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准入制度本身不但具有局限性，而且很难具体实施。

　　叶路认为，解决译著质量下降的问题，并不一定要先寻求制度上的解决，可以从尝试建立有关检测标准做起。

　　“目前，有关图书质量没有一个检测标准。”叶路呼吁说，“翻译行业协会或许可以尝试为译著建立一个检测标准，诸如翻译上的硬伤数目、翻译不准确的比例等问题都可以纳入这个检测标准中。”